他们还在人世间吗？今天早晨，不知为何，又想起了那七个肝癌室友。一年多来，常想起他们。

 

　　去年一月，长了个脓肿，在家休息并用药，希望能把病情压下去。一周后，感觉不错，想复查下就上班。医生是位教授，朋友的老公，他一看就说：“好了个啥，恶化了，立即开刀吧”。事实和感觉总是不一样的。

 

      一个门诊小手术，拉一刀就回家那种。可医生很慎重，普外科床位没了，他临时借了个床位。在病房做手术前准备时，发现这是肝癌病房。一个黑壮的矮个病人笑嘻嘻地问：“我们都是肝癌，你呢？”我说我是临时房客，小手术，做了就走。矮个黑壮病人依旧笑嘻嘻：肝炎传染，肝癌不传染的，放心。

 

      傍晚，教授亲自操刀，我还没反应过来，刀就开完了。开刀时上了麻药，只有头和手能动，当晚是必须住在这里了。晚上，妻子陪在身边。她突然小声说：你看他们的脸色。这才注意到，昏暗的灯光下，七个室友的脸色都是死灰的。夜很静，断断续续传来他们的呻吟。死气沉沉，妻子有些紧张，我动也动不了，也顾不上紧张了。

     

      早上起来，情况不一样了。

 

      除了我，其他病人都以轻松的语气聊着天，笑声不断爆发。那个浙江包工头在病床间来回踱步，大讲转战上海各大医院的经历，对治疗肝癌的医院一一点评，不时就某种药品或偏方和病友们争论起来。矮个黑汉似乎缺根弦，非常活跃不断插话。问他叫啥，他说叫秦啥啥。大家起哄，说他是“秦老板”。老板的来由是，他是扫大街的，但他自己不扫，大概1200元工资，他私下给外地人400元，外地人就天天帮他扫，他不干活就净赚800元。黑汉摇头叹息：病了就不能扫大街了，更不能雇人扫了。雇人扫大街，自己白赚钱，你又没心没肺的样子，为何还得了癌症啊？黑汉眉飞色舞：喝酒！你那点钱还能喝酒？喝啊，黄酒，就那种炒菜的料酒，早上一瓶、中午一瓶，晚上一瓶，就这么肝癌就来啦……于是大家又大笑。

 

      笑声不断响起，经常嘎然而止。极度喧嚣，突然死寂。找到话题，笑声又起。

 

      不治之症，总不能哭死，或许是一种不得不选择的态度吧。第二天出院了一个，又进来一个。这个新人则是愁眉苦脸。一声不吭，家人在旁边小声地劝慰。几个室友零零落落地安慰，一开始都这样，时间长了就好了。三床是个温州人，早就知道是肝癌了，已然是无所谓的样子。不过化疗当晚，他一直呻吟着用温州话骂人，老婆在旁边用温州话安抚。他人偶尔的呻吟都无法和他的呻吟叫骂媲美。整个晚上，整个病房，无人入睡。早上起来，都没有精神，我已经能下床走动了，边向三床提了个意见：你骂娘的时候，能不能用普通话啊，温州话我们都听不懂，白替你焦急。众人一起大笑起来，病房又继续热闹起来。

 

      我的刀口有三四厘米深，护士每天要掰开刀口，用镊子夹着棉球探进去仔细擦洗。没有麻药，痛是钻心的。一咬被角，对护士说：来吧。擦一下，闷哼一声。七个室友这时集体噤声，我闷哼一声，他们表情紧张一下，身子后仰一下，无声地一惊一咋，好像他们在忍受钻心得疼痛。等我痛出一身汗，问护士好了吗，他们居然一起长长吐了口气说：擦完了，擦完了。

 

      这种小手术，下床后就不需要照顾了。不过上厕所成了大麻烦，右手不能动，在打点滴，还挂着个镇痛棒。左手举着这两个东东到了厕所，发现无手可用了，只有转回来。“秦老板”看到了，连忙喊我来！我来！帮我举着点滴和镇痛棒就跟到厕所去了。发现没人来看望他，就问他老婆孩子哪里去了。他笑嘻嘻地说：我是光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不过，当天下午，一个身体臃肿、头发灰白的女人在给他拨芦柑吃，那是他的姐姐。他笑嘻嘻地向姐姐介绍：这个是高老师，这个是高老师。看得出他和姐姐生活都比较艰辛，便问他家庭住址，说我出院后可以去看看，有什么困难能不能帮忙。“秦老板”死活不肯说。我说不是我一个人，我们党支部和你结对，有很多美女哦。众人大笑，“秦老板”的灰脸居然羞涩成通红，他把一双手摇得像风扇一样。

 

      在肝癌病房，呆了三个晚上，每个晚上都没睡好。七个室友刻意营造的笑声，我也不忍心听下去了。问了一下医生，正好普外科空出一个两人病房，我便搬了下去。新病房只有我一个人，晚上异常安静，没有了他们的呻吟，我依然一夜没睡。

 

      第二天早上，医生一上班，我便要求出院了。本来想到楼上的肝癌病房打声招呼，可说什么呢？说再见？说早日康复？

 

      还是悄悄地走吧。

 

      不写了。不知道写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