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和一个同龄的心理咨询同学谈起了自己童年时的校园经历。她本人现在也是一名中学教师，因此便特别有感触。而我们聊得最多的话题，无疑便是小时候那些老师们对待学生的态度和惩罚方式。之后，我偶然在网上搜索了“８０后的小学教师”，竟发现满是同龄人在叹苦经，回帖里各种体罚形式也罗列得层出不穷。直到这时我才明白，原来这并非我一人或个别人的经历，而成了当时的共性。
似乎在改革开放最初年代里的小学老师们普遍都有一种凶神恶煞般的秉性。我一直认为，这是文革后从“臭老九”的泥潭中解放出来的老师们下意识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报复，尽管大多时间里，她们（主要是女教师）仍然把为人师表、红烛光辉挂在嘴边。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小学时那个老太太班主任，带我们时她离退休时光已不远。她给我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相信在同一个班级里与我类似体会的同学也比比皆是。在她的口中，任何污辱人的词汇都成了名正言顺的家常便饭，诸如对身材肥胖同学的“戆大”、或把上课做小动作的男女同桌称为“一对活宝”、把因有鼻炎而经常流涕不止的几个同学称为“拖鼻涕一家门”等等。有同学上课走神望窗外，她便直指“你是不是在看对面人家晒的尿布今晚你用哪一块啊？”甚至只因犯错误的学生正好同姓或同名，她就毫不客气地指他们为“你们这一家子里的人全是宝货！”
班里有一个当时身材最胖的同学，其实当时是相当憨厚老实的一个人，平素倒也没有嘴馋贪吃的习惯。但不知为什么，在她的眼中就留下了“馋佬丕”的刻板印象。一次全班同学组织去敬老院慰问老人，每个同学都要带一样水果，结果有个同学带的草莓被挤烂了，她便把那揉成一团糟、还在流淌着草莓汁的纸袋拿在手里，竟当着全班学生和敬老院里老人们的面对那个胖同学说：“来，舔一口！”那个同学本能地往后缩了一下，她却像是开了个玩笑一般就过去了。不知道今天那位同学本人是否还记得这一幕，但在当时这仿佛就成了一种习以为常的惯例。
至于体罚和变相体罚，那更是层出不穷了，差不多那时班上没几人不受过她随时飞来语文书的袭击，或者是直接用手对着脑门或面颊狠狠地拍上来。还记得她授课班上的某某纪律委员或学习委员（基本上是她的“宠臣”）把黑板划出三分之一的地方，记下每天早自修课迟到的学生姓名。实际上学校规定的到校时间是７点４５分，而她额外要求学生必须在七点一刻之前到校。哪怕只差一分钟，也会让学生跑到走廊里罚站，然后到了午间放学回家吃饭的时间，便把学生扣留在教室里静坐，直到错过午餐时间。还有罚抄十遍、一百遍课文之类更是司空见惯了。
记得在８８年甲肝流行的时候，全上海人人自危，不知的小孩子之间倒也没有太多介怀，只是彼此开玩笑时常常说谁要得肝炎之类，不想一天被她听见，便将那些开玩笑的学生全部留了下来，逼着他们在纸上写下“我要生病，我喜欢生ＸＸ病”的字样，而学生们竟也不得不就此照办写下了自己患诸如“肝病”、“肺癌”之类的绝症。交到她的手上，她却还像模像样地拿起批改着。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的老师用“斑斑劣迹”来形容丝毫不会过分。就算那个在网络上不断招人声讨的“范跑跑”和她相比，那简直是有够仁慈了。然而，在那时却没有多少家长愿意为孩子讨公道，也没有多少其他老师会站在学生这一边，更没有多少学生敢反抗，至多只是在私下里咒骂着这个老师有多无良之类。所呈现在面上的，就是家长在送孩子来学校时不断强调“老师，我孩子教给你了，随便你怎么管教吧”、以及其他老师们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竞相效仿。
我亲身经历过一件事：当时我是班上的英语尖子，许多同学便径直围绕着我问东问西。一次英语测验时，坐在后排的同学趁老师离开教室的刹那不断地推着我问一道题的解法，正巧我不耐烦地回过头时被英语老师从窗外窥见。这是个比班主任更剽悍千百倍的女人，看到此景便立刻叫我出去。我心中一惊，便脱口而出“老师，他问我这道题该怎么解。”话音刚落，她就像是发疯似地大叫着冲了进来，一把抢过那个问我同学的考卷撕成了碎片，并抄起他课桌上的铅笔盒等物件狠狠地砸在了地上，顿时笔、尺、橡皮、圆规等物件和被砸坏的零件撒落了一地。仍不解气的她，一把拖着那个已木然的倒霉同学衣领，骂骂咧咧地走了出去。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后来那个同学受到了怎样的处罚，不过那天以后到放学前我也再没见过他回到教室。现在想起来，毕竟是我一句出于自保的话导致他受罚，多少还是有些内疚感。但是，那个老师歇斯底里般的狂飙，却是令我终身难忘的。从那一刻，我明白了自己不可能指望哪位老师改变形象、会愿意善待学生，因为这样的教育方式在那个年代早就成了常态。
在儿童期到青春期之间的那一段“少年期”时代，大多数孩子都会处于一个特殊的“潜伏期”，可以说是前一成长阶段中不断求知、探索欲的修整，也可以说是为之后的青春期到来做准备。而这一相对温和的阶段，便给了当时那些老师们任意处罚学生以可趁之机。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老师所针对的，都是学生的错误行为。在当时受苏联影响巴甫洛夫“经典条件反射”学说风行的中国，以带来痛苦、厌恶的惩罚扼制学生的不良行为，并非没有科学依据。但是，包括巴甫洛夫本人在发现这个原理时都同时指出，这是一种带有风险的心理疗法。当频繁的厌恶刺激不断加载之时，受体或是因为习惯化而产生了消退，于是惩罚所带来的不再是正向的积极效果，而是一种麻木；亦或是产生“泛化”效应，每每看见师长便产生了畏惧心理，以至于社交能力的培养在最初时刻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更何况，从当时这些老师们的表现来看，她们的行为究竟是基于学生的角度还是以发泄个人情绪不满为主，仍旧是需要打上一个大问号的。
这种损害的后果，到了小学毕业以后的初中时代，也很明显地体现了出来：记得我在升入初中以后，班上接连出现了好几个连班主任都无法压制的“皮大王”，还有一些心理问题频频的同学，比如喜欢割自己手取乐的女同学、还有看见老师便产生畏惧感的内向学生等等。到了初三时，全班竟有１／３的学生因此而选择了退学，其他班里的类似情况也层出不穷。而这也催生了我的初中成为全上海第一所心理辅导实验学校，现在的上海中小学心理辅导协会秘书长袁胜芳老师，便是当时我学校心理辅导实验项目的牵头人。
差不多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开始关心起学生的心理成长问题、关心起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那些在师范学校里毕业的老师们，终于有人把大学里耳熟能详的詹姆士、加德纳、加涅、奥苏贝尔等教育心理大师的理论付诸于实践。面对诸多的问题学生，不再一味以谩骂、羞辱甚至责打为唯一应对方式，懂得了什么是学习的五个层级、也知道了对待不同学生所使用上位学习、下位学习的区别，以及情绪障碍、行为障碍等概念的异同，更知道了该用什么方法鼓励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什么阶段培养学生的哪一种学习兴趣……但是，再也没有人提到之前那些小学老师的责任，也没有人去想到纠正她们的行为。随着变革的缓慢推进，这一批教师仍然我行我素，直到她们的自然退休。
如今，可以说小学里的教学风貌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观。至少在上海，每一个学校都配备了专职的心理辅导老师，家长们也不再推崇老师的体罚行为，而任何一个老师哪怕只是打了学生一个耳光，便会立刻有上级教委乃至媒体前来严厉斥责。虽说仍有零星的反对声音认为不能让学生太过于娇纵之类，但我却明显感到了如今的孩子和当年我那一代的明显区别：当我以心理志愿者的身份走进长宁区的开元学校时，发现自己竟然跟不上那些最多只有自己齐胸高的学生们敏捷的思维，而对他们来说属于高深难懂的心理学知识，也有学生能有所涉猎。这一切，都是在他们完成了课堂学习之余所做到的，尽管如今的教育体制依然存在这样那里的问题，可还是不得不让人感叹，时代变迁，真的是进步太多太多了！
面对此情此景，不知道现已步入垂垂暮年的那些老师们作何感想，或许坐在家里安然养老的她们，到今天都还不会承认自己当年的教育方式是错误的，更有甚者还会对如今教师已完全走下不可一视神坛的局面愤愤指责几句。可是，现实已经能说明了一切，一个在掌权者面对只会做应声虫或无端叛逆者的学生是绝对无法适应现实生活的要求的。但愿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而不要再有倒退了，尤其是对基础教育这一块应是关乎一个民族发展大计的净土吧！
